第四零四章 和平发展、放血西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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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着学院的领导者，直到1708年第一个非清教徒的校长上任，哈佛才从清教思想的管制中独立出来。

    1727年，为顺应北美产业革命的势头兴起，以及新兴的工商业对应用科学的需求，哈佛学院设立了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授职位，还置备了一批科学仪器和设备，教授们用实验的方法，向学生讲授天文、物理和化学知识；在数学领域内，设立了测量术和航海术等技术学科。

    1775-1783年，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哈佛学院顺应潮流，站在同情和支持独立战争的正义事业一边。

    在马萨诸塞，几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的毕业生，包括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1775年7月3日，乔治·华盛顿在哈佛学院所在地“剑桥”就任北美独立战争军队的统帅，他的司令部也一度设在此。

    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后，哈佛学院为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约翰·杰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首届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长）等人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780年马萨诸塞州颁布新宪法，哈佛学院扩建、更名为哈佛大学；同年设立医学教授职位。后来，哈佛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淡化宗教、发展医学、法学、科学、理科教育，开放招生，给非贵族出身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强调大学的责任，也不断地积累基金，成为人才培养的高地和现代美国的研究型大学。

    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发展史，与哈佛以及后来建立的其他常春藤学校的人才培养和追随科学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教学科研改革是分不开的。

    哈佛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独立于牛津、剑桥之外的一种标杆，引领了美国的人才发展。

    （二）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

    西部大开发也称西进运动，是美国人才战略的第二个里程碑。这一时期的战略，是以公共政策为基础的国家战略，有具体的需求导向，政策上追求综合与全面。这一时期的人才，是农业种植能手，农业技术员和各种修路、筑桥、搞建设的工程师。

    西部大开发政策以配套的方式出现，以法律、产权、补贴和保护收益的方法吸引人、资金、创造制度和容留环境，利用制度变迁提供良好的激励，鼓励来的人发挥才能，建功立业。

    还办相关大学，提供技术支持。引发了18到19世纪中叶三次较大的移民潮，让他们涌向中西部，开发农场，进行农作物生产。

    西进运动时期的另一个里程碑式的法案就是美国的《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 of 1862），又称《赠地法案》。法案规定各州凡有国会议员一名，拨联邦土地3万英亩，用这些土地的收益维持、资助至少一所学院，而这些学院主要开设有关农业和机械技艺方面的专业，培养工农业急需人才。

    1890年又颁布第二次《赠地法案》，继续向各州赠地学院提供资助。根据法案第40条，这些大学的宗旨在于教授农学、军事战术和机械工艺，也不排斥古典教育，使得劳工阶级子弟能获得实用的大学教育。

    这些土地法令，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优惠政策，促进公共教育的发展，为西部开发提供相适应的工商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才。

    同时，大学研究面向农业科技和地方工业发展，是批量性科技人才发挥创造性的工作平台。

    （三）“二战”期间的曼哈顿工程

    “二战”期间，曼哈顿工程就是美国科技发展和人才使用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时，联邦政府以军方大项目为依托，从全国各地抽调科学家、工程师、工人和相关服务人员，以国家任务的方式，将人才、资源集中和配套使用，集中科技攻关。曼哈顿工程的重要经验是：目标意识强、人才物资配套使用。

    他们还设立了人才使用的配套法律，设立雇佣职工公平实践委员会（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ttee），结束了战时对工人的种族歧视。

    建立劳工政策委员会，加速了解决生产过程的问题。工程进行人才配套：专家主导，科学家、建筑工人、电器工程师、厨师应有尽有。

    军方官员以后勤保障和服务为主，努力创造生活环境，建设许多住房和公寓单元，提供商店、咖啡店，以及洗衣房设备，建立学校，吸引农工进入工程领域工作。

    与曼哈顿工程相关的一个最重要的人才政策遗产是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费米原子能反应堆的主要研究者在“二战”开始的时候，还是轴心国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公民，对于国家是否应该支持他的研究工作也有过争议。

    但最后这个工作还是交给了他，他对原子弹研制的成功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大家熟知的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等大科学家的老师冯卡门，出生在奥匈帝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还在奥匈帝国军中服过役，1936年从德国移居美国，是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

    1946年，他成了研究空气动力学技术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首任主席，对于20世纪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理论与应用的发展，尤其是在超声速和高超声速气流表征方面，以及亚声速与超声速航空、航天器的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的学生钱学森，也被授予上校军衔，与他一起，代表美国参加对纳粹德国的实验室接管。在“二战”和曼哈顿工程时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四）“二战”后的退伍军人福利法案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二战”后，美国政府的人才战略除了关注科技人才的培养外，同样重视退伍军人的培养和国家自然科学研究。政府通过了《退伍军人安置法案》，在接下来的7年里，大约有800万老兵享受了教育的益处。

    该法案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培养了人才。经过了战争和行伍再回炉的学生，成熟好学，有的成为优秀学者和工程师，用一技之长服务社会。

    美国的退伍老兵，被重新培养成国家发展和创新的动力，其中许多人，成为著名学者和科学家，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国家战略。

    “二战”后另一个里程碑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二战”中科技对美国军事力量的贡献使美国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国会开始讨论战后如何继续支持科学研究。

    1944年，罗斯福在给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主任万尼瓦尔·布什的信中也思考了如何成立科学组织以及如何开发科学人才。

    万尼瓦尔·布什一份“无尽的前沿”报告，系统阐释了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责任。1950年5月10日，美国通过国家科学基金法案，建立国家基金，开发科学人才，激励科学研究，传播“二战”期间形成的科学知识，用科学战胜疾病。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再一次加强了美国对科学技术人才的支持。

    （五）斯普特尼克卫星上天后的竞争阶段

    苏俄的卫星Sputnik上天，震惊了美国朝野，美国开始高度关注国家对科技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对于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费投入增加了两倍，达到13600万，于1958年1月1日开始共12个月，相应对于教育部分的资助经费增至三倍。

    在该背景下，美国当局反思教育，于1958年出台了《国防教育法》，明确了国防与教育之间的重要关系，提出要促进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培养高质量的、特别是国防方面的顶尖科技人才。

    《国防教育法》要求把外语、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教育列为核心教学内容，为科技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石。此后，国会先后颁布了《1963年职业教育法案》《1964年研究生公共教育与培训修正案》《1965年高等教育法》和《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加强基础教育，提升科研水平，基础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过10年的努力，美国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超过了苏联，并于1969年发射载人飞船并实现登月行走。

    （六）国家竞争力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是美国国家竞争力讨论最热烈的时期。该阶段的人才战略主要依托私营部门的力量，在电子工业、汽车、科技园方面与世界竞争者角逐。

    这一时期，美国不少公司成立联合体，如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仪器公司、飞利浦消费电子公司、汤姆森电子公司、泽尼斯电子公司、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成立的数字高保真电视联盟“the Digital HDTV Grand Alliance”等，试图用集体的力量应对日本电子工业兴起引起的竞争，并游说国会推动科技政策改革。

    在电子工业领域竞争激烈的同时，科技园（research park）在美国得到快速发展。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建在高校周围的斯坦福科技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