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八二章 权臣诸葛亮死后算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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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性质。果不其然，会议安排杨仪率领大军秘密撤退，安排魏延率部断后。

    同时作了最坏打算：若魏延不肯服从，就别理会，别影响大军撤退的既定安排。显然，这次军队调动中，他没有说服魏延协同撤退的打算，而是不惜分裂不顾后果地算计着魏延。

    会开完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时候，才派费祎通知魏延。听到诸葛亮病逝杨仪领军的魏延，气势汹汹地说道：

    诸葛丞相虽然死了，我还在呀！相府官员可以送灵柩回去安葬，我率领诸路大军攻击司马懿率领的曹魏军队，怎么能够因一人之死而废弃北伐！更何况，我魏延何人，怎么能听从杨仪指挥，给他做断后将军！

    同时扣押了费祎，胁迫其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费祎不愧是荆州籍中的佼佼者，见大事骤变，虚与委蛇，在联名签署军令后，表示愿意为魏延说服杨仪交出军权。诚实的魏延相信了费祎，使得费祎能毫发无损地脱身逃回。

    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事政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此时的魏延已十分狂躁，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怨气，没有因诸葛亮的病逝稍有渲泻，更为杨仪领军而恶气攻心，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犯下三个致命错误。

    其一，魏延对形势缺乏基本估计。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穷兵黩武、一意孤行的举措。西蜀小国寡民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

    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的背后，人心思归不可阻挡。在这一非常背景下，欲再发兵与强大的曹魏交战，已经完全不可能。

    也许魏延只是说一说气话，仅只是说说而已，但这种气话传出去之后，魏延已经同西蜀十万士兵切身利益严重对立，空前孤立的孤家寡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失败命运已必至无疑。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够缓解、协调这对矛盾的，是成都中枢。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朝廷，相互指责对方“叛逆”。

    毫无权力的刘禅，只能服从把持朝政的荆州籍朝臣。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荆州籍朝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规定出各自不同的回军路线，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

    然而，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按照陈寿的认识，是因为魏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缺点，终造成同僚“当时皆避下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

    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重要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依陈寿眼光，这是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

    然而蒋琬、董允等长期从政，久历宦海，大事当头，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干城，况且又领兵在外，变数太多。